一个晚清知县的真实日常：你以为天天拍惊堂木？不是，他忙到飞起。提起古代县官，你脑海里是不是立马蹦出这样的画面：“啪！”一声脆响，惊堂木重重拍下。“威——武——” 两排衙役水火棍顿地，拉长的喝声在大堂里回荡，处处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堂下，犯人戴着沉重的镣铐，“哐当”一声跪倒在地，向着前方桌案后模糊的身影，一下、两下，磕着头，声音里带着走投无路的颤抖和哭腔，嘶喊道：“青天大老爷……替小民做主啊！小民冤枉……冤枉呀！”这经典的升堂镜头，几乎成了我们对“七品芝麻官”的全部想象。仿佛他们的日常，就是坐镇明镜高悬之下，断是非、惩奸恶。可真实的剧情，远比戏文复杂。
当我回望历史，走进一位知县的真实日记，才陡然发现：那惊堂木的回响，或许只是他忙碌生涯中，偶尔响起的一记重音。那么问题来了：除了拍惊堂木、审案子，这位一县之主其余大把大把的时间，究竟都耗在哪儿了？今天，还是借着这本《晚清官场镜像——杜凤治日记研究》，我们来扒一扒。您还别说，别看这顶乌纱帽不大，它管的事儿，那可真是上到神仙祭祀，下到鸡毛蒜皮，把他的一亩三分地上的所有琐碎事务，全给包圆了。州县官忙得团团转，恨不得自己能像孙猴子一样，变出几个分身来。每天一睁眼，面对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，要干的活儿实在是太多了，一刻不得闲。
一、神仙的KPI：祭祀庆典忙不停
你以为当县官只管人？错了，在晚清，伺候好各路神仙（祭祀与庆典），才是顶要紧的“ZZ任务”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？哎，这话说得有点马后炮了。要知道，彻底破除迷信，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，祭祀，不仅是刻进DNA里的习俗，还是清朝把统治秩序“焊”进州县基层的一门重要礼仪，更是正儿八经写进考核表的硬性任务。尤其是在广州这地方，更是马虎不得。神仙要是觉得你心不诚，不高兴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——他老人家一发威，来上一段连月的暴雨或是一场大旱，都够你这地方官喝上好几壶的。
那时候科学技术不发达，很多解释不了的天灾人祸，最后可不都归结为“老天爷发怒”了么？于是，从上到下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“祭祀流水线”。作为地方官，杜凤治就是人间与神明之间的“首席联络官”。他的祭祀清单长得吓人：具体说来，上至朝廷规定的各种祭拜“必修课”就有一大堆：拜万寿宫（给皇帝远程磕头）、给刚驾崩的同治帝办祭奠、遇到历代皇帝皇后的忌日也得例行祭祀……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官员的“考核评分”。
下至他管辖的州县，凡是进了官方“祀典”名录的庙宇，都得定期去拜；就算没上榜的本地神灵，只要不算“淫祀”（乱七八糟的野路子神仙），他也照样得去上炷香。这还不算上级部门时不时下达的“临时祭祀”任务。所以，只要杜凤治本人在衙门，每到农历初一、十五，日记里基本都会出现一句“照例行香”——就是按老规矩，把该拜的庙都走一遍。这还没完。
公事办完，回到自己家里，还有家庭作业等着他，祭祀的香火可不能断。 广东风俗浓厚，“门有门官，檐贴‘天官赐福’”。正厅中间供奉“天地君亲师”，左边是财神，右边是历代祖先，而正中的桌子底下，还得供上“五方龙神、地主贵人”。至于灶神，那是家家户户都供的，全国统一。杜凤治续弦的妻子陶氏，是在广东长大的浙江人，起初也不习惯。但她发现，在广州，哪怕是一户小家、一个小铺、一条破船，每天烧的香都数不清。久而久之，入乡随俗，在衙门和家里，他们都恭恭敬敬地供奉着各路神仙。也就是说，一年365天，给神仙上香请安，是杜凤治雷打不动的“日常打卡”。光官方的祭祀活动，就足够让他忙得团团转。
现在来看看他同治八年春天在四会知县任上，一个月的“祭祀神仙行程表”：那年元旦，他作为知县，“五更天（凌晨3-5点）就穿上朝服，率领同城所有文武官员，到万寿宫朝着京城方向磕头朝贺。之后换上绣蟒的官服，再去孔庙（圣庙）、文庙、武庙、天后宫、五路庙、真武庙、城隍庙、包公祠，还有衙门里的土地祠、灶神、仓神、五树将军那儿，一个个行礼”。那个月除了元宵节照例上香，还有好几位先帝、先后的忌日要祭。
到了二月，祭祀频率直接拉满：初十，祭天后，又祭明朝的都御史、总督谈恺和王钫。十三日，春季祭文昌帝君。十四日，春季祭火神祝融。十五日，武庙关帝行春祭礼，照例去各庙上香。廿四日，清明节。廿六日，是孝昭仁皇后的忌辰。初一是照例上香。初三是文昌帝君圣诞，天没亮他就到文昌庙，率领属下祭祀。初五，“寅正三刻（约凌晨4点）起床，恭敬地去孔庙行‘释菜礼’……”初六，“黎明时分就带着捕厅官员和城守，去凤山堂借地方恭敬地祭祀社稷神，又去南门外沙尾的东岳庙借地方，对着大门祭祀风云、雷雨、山川这些神灵，同时祭城隍；还带着捕厅祭了包公以及衙门里的土地神和其他尊神”。
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头皮发麻了？但这还不算那些“额外副本”和“团队任务”。比如，位于省城东南八十里（今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）的南海神庙，每年都要祭祀。“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壬日去祭南海庙，主祭官穿蟒服，行二跪六叩头礼……每年十月里，巡抚再选一个壬日照例祭一次”。此外，官府还有很多临时性的祭祀和求神消灾的“公关”活动。比如同治十一年三月，广州一带天旱不下雨，总督瑞麟和一帮官员就连续好几天无比虔诚地求雨。
顺便提一嘴，这些都是强制性的集体活动。总督瑞麟大人立过规矩：省城每逢初一、十五去孔庙和文武二庙上香，官员都必须亲自到场。那年正月十五，作为首县知县的杜凤治，凌晨三点就起来了，先到天后庙等着，然后到处去上香。二月初一也是如此。按老习惯，初一先去文庙，十五先去武庙。文武庙由总督、布政使（类似省长）轮流去，按察使（司法长官）、盐运使、粮道、广州知府等则分别去文昌庙、天后宫、城隍庙、龙王庙，两个首县知县就去风火神庙。虽然平时省级高官可能派个代表，但遇到重大祭典，他们也会亲自到场。
甚至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一（1872年6月6日）发生日食时，日记是这么写的：总督、巡抚、司、道、府“各个衙门请和尚道士敲鼓搞‘救护’仪式，日食刚开始，大家就走出大堂，对着太阳行三跪九叩礼”。
这么频繁的祭祀，带来两个最现实的问题：烧钱，耗时。顶头大BOSS都亲自带头、立规矩了，底下的小芝麻官敢不来吗？有时候去很远的地方祭祀，成本更高。杜凤治自己也特别重视，为了筹备和举行这些祭祀，他没少花时间、精力和钱财。一个典型的例子：同治十年，瑞麟兼任广东巡抚，十月去南海神庙祭祀。因为神庙外面的河道水浅，南海、番禺知县事先让人在泊船处搭了一座九十丈长的浮桥，光这座桥就花了二三百两银子。瑞麟坐轮船来，其他预先参加祭祀的文武官员，得提前一天坐船到庙外河上，停着等一整夜，就为第二天陪总督上个香。这么算下来，路费、祭祀贡品、人工、杂项……林林总总加在一起，每年“孝敬”给各路神仙的，就是一笔不容忽视的巨额开支。
所以说，当这个知县，首先得是个合格的“祭司”。大把的时间和银子，首先得供奉给神仙和朝廷的礼制——没想到吧？这心态，倒也不算陌生。如今年轻人圈子里，不就流行着那句话吗：“在上班和上进之间，选择了上香；在求人和求己之间，选择了求佛。”形式虽不同，内核却相似：面对难以掌控的现实，人们总想在冥冥之中抓住一丝寄托与安慰。看来，无论古今，这份投向神佛的虔诚热乎劲儿，似乎从来就没变过。
二、人情炼狱：官场应酬才是主业
如果说祭祀是“对神的义务”，那官场应酬就是“对人的修行”。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，一点不比正经公务少。人们总说生意场上的应酬推不掉，其实在晚清的州县官这里，情况也差不多。一大堆的人情往来，本身就是工作中极重要的一环。 你想啊，推动任何政务都离不开“人”的力量，只有把上上下下各级人员的关系都捋顺了、搞熟了，办起事来才能顺畅。这道理，古今皆同。
具体有哪些应酬呢？规矩多如牛毛：州县官每个月固定有几天必须去拜见上司（“禀见”）、离任前要向上司辞行（“禀辞”）、在各种典礼上按官职高低排队当背景板（“站班”）、陪同或主持各类祭祀。上司到省城视察或离开，你得去接送；有新官上任或旧官离任，你要去迎新送旧。逢年过节、初一十五，还得雷打不动地去上司衙门道贺，同僚之间的红白喜事也要互相走动、祝贺。这些事，占据了知县大量时间。
虽然从制度上看也算“公务”，但跟治理百姓、发展生产，真心没多大关系。我们就贴身跟踪杜凤治十天，看看他同治十年四月下旬，是怎么在公务和应酬的漩涡里“极限求生”的：二十日： 处理公务和纯粹为了应酬的拜客、会见，穿插着来。连续好几天，都有跟正事无关的客人上门。二十三日（杜凤治生日）： 当天是总督接见日，他先见了总督，又顺路去拜访、送别其他客人。回家一看，等着拜寿的客人坐满一屋，更多人放下礼物就走。连县里的捕头、巡官这些下属，也统统跑来“拜寿”。二十四日： 是广州府试第一场，南海、番禺两县的知县照规矩得去考场站班、参堂。完事后他顺路去拜客，为好几家官员、师爷嫁女儿、娶媳妇道喜。接着又马不停蹄赶到番禺知县胡鉴家，给他母亲祝寿，参加看戏吃饭的宴会。到了下午，还得去赴按察使孙观的酒局，一直喝到夜里二更天（约晚上9点）。二十五日： 他急急忙忙处理完公文，就去知府衙门商量给已故巡抚李福泰凑份子送奠仪的事。出来后又到处“谢寿”、拜客。下午到巡抚衙门请了“令箭”，立刻去监狱监督执行斩首犯人。二十六日： 循环模式，除了公务，又有送行、吊唁的事。回到家天都快黑了，还得挑灯处理公文。二十七日： 上午去看南海县武科考试的射箭项目（下午委托别人看），下午去见布政使，既要汇报公事，还得替别人求官职、差事说情。二十八日： 又是总督衙门接见下属的日子，他去见总督报告、请示公事。回衙门的路上顺路回拜、送行客人。回到县衙，马上得出武科县试的成绩榜。二十九日： 四处奔走处理公事，傍晚还有外国人来拜访。三十日： 上午出门后，先去看总督瑞麟亲自审案，然后向瑞麟汇报、请示洋务的事情。
出来后就赶紧去请令箭监斩犯人，斩完立刻会同游击军官黄龙韬，到一处叫“鬼基新填地”的地方，去抓捕那家冒充洋人名义收保护费、闹事的“安源泰”洋货店的人。回到衙门再写武童生初试的案卷，写完已经三更半夜了。看见没？就算公务忙的飞起，这些应酬是一项也推不掉的。 而这还算“清淡”的，日记里其他时侯记载的应酬甚至更多。官员自己、父母、夫人的生日，还有临时遇到的喜事（比如升官、得赏赐、调动、生子、娶嫁、搬家），不仅下属和同僚，连上司都会来祝贺送礼。官员或家人去世，其他官员也一定会去吊唁。这些都是混官场必须小心应付、绝不能怠慢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顺便插一句，别说杜凤治这个七品芝麻官了，哪怕是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官的那些年，类似的人情往来也是只多不少。日记里，杜凤治“拜客”的记录频繁得吓人，一两个小时内连跑十几家是常事，很多时候只是“飞片”拜客（递名片不进屋），这是官员们保持联系、刷存在感的“快捷方式”。在那个没有互联网、电话和小汽车的年代，想想都不容易呀。
以上还只是住得近的，雇顶轿子就能当天往返。要是关系硬的上级或同僚住得远，那更折腾。比如有一次，他为给道台母亲祝寿，提前六天坐船出发，祝寿、送礼、看戏、拜客折腾好几天，再花五天坐船回任所，前后整整十三天，就为这一件事。
三、附赠节目：看戏
官场顶级社交货币州县官员扎堆，总不能光喝酒吃菜、干坐着尬聊吧？这时候，看戏成了晚清广州官场最顶流的社交方式。原本，因为不少演员卷入了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，广东官府曾一度严禁演戏，后来也没明确解禁。但是，衙门里也需要娱乐和搞庆典啊！特别是当时的两广总督瑞麟，是个超级戏迷。他一带头，风气就起来了。而送戏，成了下属巴结上司的“硬通货”。瑞麟痴迷到什么程度？一场体面的官宴堂会，一天的花费高达几百两，抵得上一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收入。 钱从哪来？南海、番禺两个“首县”照理要出大头，或者大家一起“众筹”，但有时候总督自己也会掏腰包贴钱。
杜凤治在日记里经常写着，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这些大员，因为升官、到任、离任、过生日，都要摆酒席、唱大戏。举几个例子：皇家庆典：同治十一年慈禧太后过生日，总督瑞麟就在衙门里连唱三天戏。每逢皇帝、太后大寿，总督演戏三天是固定流程，两个县为此要花上千两银子。官员荣辱：同治九年乡试后的“鹿鸣宴”要演戏；省里高官宴请主考官，“就在主考官住处演了一天戏”。升迁饯行：同治十年七月，瑞麟被加封大学士，全省官员凑钱送戏宴贺喜；同月，众官员给即将调走的巡抚刘长佑饯行，在大佛寺设戏宴。生日答谢：同治十二年瑞麟过生日，各官员送戏祝寿，专门在炮局搭戏台。
后来，瑞麟又在衙门演戏三天，答谢众人。这还不算。瑞麟去世后，接任的总督英翰排场更大，跟着他来广东的“上上下下大概有一百多人，幕僚、算命的、看相的、医生无所不有，他母亲最喜欢听戏，听说连戏班都自己带来了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 总督大人引领风潮，中下级官员也纷纷效仿，为自己的喜事演戏。渐渐地，民间富户有红白喜事，也流行请戏班子来热闹。有个在潮海关当差的小官，因为儿子考中秀才，断断续续庆祝，竟演了十几次戏，其中一次连演了三天，方圆百里，无人不晓。还别说，这套习俗源远流长，直到现在，很多地方办红白事，也还会请戏班子来唱上几天，场面搞得锣鼓喧天，生怕消息从过往路人的耳朵边溜走了。
四、断案先算“利益账”：法律与现实间的走钢丝
说完拜神和应酬，终于轮到我们最熟悉的环节——升堂断案了。电视剧里，县太爷总是明镜高悬、一言断生死。但现实中，像杜凤治这样的七品芝麻官，面对的案情可比戏文复杂多了。
小到邻里间鸡毛蒜皮的争吵，大到关乎人命的要案，那时候可没有现在这么细致的分工——什么刑侦、户籍、巡逻、交通、治安管理等等，统统归他一人管。比如，老王家的牛被邻居老张毒死了，老李家的祖坟让王麻子给刨了，刘家新过门的媳妇疑似被婆婆害死了……这些五花八门、家长里短又人命关天的事，最终都得堆到县太爷的案头上。
那么，这些案子到底怎么审？依据又是什么呢？理论上，杜凤治审案的唯一的参考法典是《大清律例》。虽然嘴上总把“王法”挂在嘴边，但他毕竟不是法律科班出身。在实际审判中，他很少直接引用那些拗口的法律条文，自由发挥的空间非常大。这也不全怪他。那本厚厚的法典，怎么可能预见现实中的所有突发状况？法典上没写到的地方，解释权就在审判官自己手里了。 这时候，主观判断和个人智慧（或者说，个人算计）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当然，杜凤治审案也不是全凭感觉。他会努力弄清案情：仔细勘查现场和证据；认真听取犯人、苦主、证人的供词；依据常识和经验，寻找供词中的矛盾和破绽；还会通过衙役、亲信、地方士绅、保甲长等人，从正面或侧面了解案件细节，核对真相，最后综合口供、物证、旁证，做出判断。
但除了这些“技术操作”，他心里还有几条更重要的、属于自己的“处事原则”。
原则一：判案子，先算自己的“利益账”
杜凤治审案时，脑子里噼里啪啦打的算盘，远不止“合不合法”、“真不真实”那么简单。有时候，这些关乎个人得失的算计比法律和事实还重要。他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利益：这么判会不会被上级弹劾？会不会让领导对我有看法？会不会得罪同事？会不会坏了我在地方士绅和老百姓里的名声？会不会给我惹来后续麻烦甚至让我额外倒贴钱？
这些个人得失，他会和“依法办案”、“依据事实”这些原则放在一个天平上，反复掂量，最后选一个对自己最稳妥、最有利的方案。如果歪曲法律、忽略部分事实对他更有利，而且又不太会被上司追究，那他就不会死抠法律条文和案件真相了。
原则二：极力推行“简讼”，减少打官司
说人话就是，不要P大点事都往衙门里跑。按清朝规矩，一个县只有知县有正式审判权（虽然他会让手下幕僚之类的帮忙处理一些小事）。但如果老百姓动不动就芝麻绿豆大点事情就要打官司，那案子根本审不过来。所以，他的宗旨是：别有点事就告状，告了之后就乖乖听判，别没完没了地纠缠。
他特别反感在公堂上能言善辩的当事人，不管你有理没理，他都觉得你是在搅混水。有时他会故意让这种人吃点苦头，一方面是为了逼他们尽快签字画押结案，另一方面也是“杀鸡儆猴”，警告其他人别总是瞎折腾打官司。如果碰到特别固执、不肯罢休的，杜凤治就会断定——背后一定有专门帮人写状子、打官司的“讼棍”在挑唆（有点类似现在的职业索赔人）！这时，他甚至可以暂时放下案子本身，先逼当事人把“讼棍”供出来。对于那些帮亲人助威壮势的族亲，他的态度也非常严厉，动不动就加以处罚。
原则三：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是常规操作
这一招也是杜凤治处理诉讼时最常用的法子。老百姓不懂法，有时无意中就犯了重罪。如果完全依法严办，很多无知小民可能就直接判死刑了。州县官自己并没有死刑判决权，他们只负责初审，查明证据、拟定罪名。之后，案子要一级级上报，经过刑部审核、都察院和大理寺的“三法司”会审，最后由皇帝朱笔批示，决定是“立决”还是“监候”（下发钉封文书命令执行）。生死大权，终究在皇帝手里。
杜凤治既不忍心，也觉得没必要都这么判。而且，每上报一起死刑重案，都意味着知县自己要掏出大量的文书、押解和长期羁押的费用，这笔钱是没地方报销的。所以，把大事化小，既符合“仁政”的场面，也符合他自己的经济利益。
举个在今天看来很荒诞的例子：光绪元年，罗定州有个6岁小孩学大人骂一个寡妇，被寡妇用扁担追打时，掉井里淹死了。族老调解，让寡妇的夫兄出20千文安葬小孩，但对方没给钱。小孩的族人就牵走了对方一头牛。对方于是告到州衙，只说“抢牛”。杜凤治了解来龙去脉后，只就“抢牛”这个诬告让乡绅去调解，对小孩被打落井淹死这条人命，压根没提。 既然苦主（小孩）没有父母，族里又调解过了，他便不再深究。一条人命，就这样在官府的文书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若是放到现在，那不得翻了天？
看到这里，你也许会愤怒地捏起拳头：县官如此糊涂，怎能如此草菅人命呢？！这种“大事化小”的选择，背后是晚清司法一个无奈的算盘。一个案子如果老老实实走正规流程，那可就太折腾了：先在州县审讯定罪，然后卷宗一层层往上递，等到刑部复核、皇帝朱批，再把那索命的“钉封文书”发回当地，才能开刀问斩。这中间，万一犯人在上级衙门复审时突然翻供，案子又得打回州县重审……来来回回，耗时费力，麻烦极了。
正因为程序如此繁琐，州县官员们在这几个环节上都“发明”了捷径，这也是断案的第一条潜规则： 对于像小孩死亡这类麻烦的“源头案”，民不告官不究；而对于那些已经抓住、定了罪的盗匪，则普遍采用“就地正法”，避免上报的麻烦。所以，在杜凤治的日记里，不按流程“就地正法”的犯人，反而比规规矩矩走完程序处决的多得多。 这其中的奥妙，就在于他头上的顶头上司们——从道台、按察使到总督——对这些操作都心知肚明。他们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些甚至是默许、纵容的。毕竟，对他们来说，“稳定”和“效率”往往比死板的程序更重要。比如，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后，为了震慑盗匪，几个月内先后“钉死”五人，还准备用“站笼”站死四人。他下此狠手，主要是因为前任知县太软弱，他希望用严刑峻法快速树立威信。这说明，实施这类酷刑虽然明面上不符合《大清律例》，但在当时的地方治理中，早已成为一套心照不宣的“惯例”。
几年后他回忆起来，甚至还颇为自豪，认为自此之后，抢劫案马上销声匿迹，河里的船只天黑也能安全行驶了，感慨“早知道就该早点这么干”。
五、为了KPI，“借盗销案”的魔法
即便用了以上种种“组合拳”，每天的案子还是堆积如山。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“减轻负担”呢？有，那就是衙门里秘而不宣的“魔法”——“借盗销案”。说白了，就是县官让已经抓到、定了死罪的强盗土匪，把其他没破的悬案、积案也揽到自己头上。用这个办法，来抵消自己“破案不力”的责任。清朝对县官抓强盗的考核（KPI）规定得非常死。抢劫案一发，必须立即勘察、限期上报。如果限期内破不了，可以申请三次延期，总共四个期限。如果到第三、第四个期限还破不了，县官就要受处分，就是所谓的“三参”、“四参”。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为了帮下属躲避处分，总督、巡抚这些省里大员，常常会在“三参”、“四参”的期限快到前，赶紧把县官调到别处去。
现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芝麻官会调来调去了吧？这就是原因之一。而且，会一点概率学的朋友也知道，像广东这种人口稠密、商业繁华的地方，发案率天然就比深山老林地区高。如果案子破不了就给州县官记过，那强盗多的地区，就没人敢去接手了。
光绪元年，新任两广总督刘坤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自己定了一个比朝廷《吏部处分则例》更宽松的章程。规定：像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、新安、东莞这类盗案高发区，每月上报的抢劫案不得超过3起。超过3起且破不了，才记过；超过多了，就要弹劾、撤职。其他地区，额度更少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也远远不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。
就拿南海县来说，晚清时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，省城广州有一半归它管，境内还有佛山镇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城镇。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变化飞快，各种利益纠缠、观念冲突、对外交往频繁、人口流动加快，导致包括抢劫案在内的各种案件猛增。要求每月抢劫案不超过3起？绝对做不到。 在当时，像南海这样的县，每月发生二三十起抢劫案才是常态，实际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。但是朝廷的则例和上司的章程——“破案率”的硬指标，公开违反不行，实际又根本执行不了。怎么办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于是，官场上上下下发明了一套自欺欺人的“魔法”来帮县官逃避抢劫案的处分。简单说：破案数（分子）不容易提升，那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想方设法减少上报的发案数（分母）。瞒报不报：把案子压下来，根本不往上报。重罪改轻：把“抢劫”（重罪）改成“盗窃”（轻罪）上报。
终极魔法：“借盗销案”。这里解释一下，瞒报、改报，固然能在文书上减少抢劫案的数字，但这两种手法对县官来说风险不小。一旦“白纸黑字”写成公文呈报上去，县官就必须对公文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到底。而且，如果只是为了破案、逃避处分，就鼓励甚至默许衙役、营兵随便抓个无辜百姓来顶罪，这种明目张胆诬陷良民的做法，一来极易留下破绽，风险很高；二来，但凡有点良心的官员，做多了自己也过意不去。更现实的是，万一受害者不服，层层上告喊冤（就像轰动全国的“杨乃武与小白菜”案那样），或者将来真正的强盗被别处抓获、供出实情，当初办案的县官可就麻烦大了，轻则丢官，重则问罪。
所以，县官若想既逃避处分，又不想留下把柄，瞒报、改报乃至凭空捏造，都不是上策。从杜凤治的日记来看，真正常用且被认为更“安全”的手法，是“借盗销案”。因为规定是：只要抓到案犯（哪怕只是从犯），案子就算破了，处分就可免。刘坤一的章程还明确：“每三起案子，报一起破案；六起案子，报两起破案，就可以功过相抵。” 也就是说，只要“破”一起案，就能抵掉三起案的处分！“借盗销案”的操作是：劝诱或逼迫那些已经认罪、必死无疑的在押土匪，把其他没破的悬案也认下来。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。多认一桩少认一桩，对他们来说没区别（横竖一死），还能在死前换点酒肉鸦片享受。
这么做，对各级官员、师爷、文书也不会有心理负担。只要文书做得周密漂亮，以后也不容易查清，因为死无对证。但这也从侧面说明，无论是被斩首的犯人还是病死的犯人，都是可以借来销案的对象（替死鬼）。最讽刺的是，这套“魔法”从总督到刑部书吏都心知肚明，他们有时还亲自指点或帮忙。如若不然，首县这个位置每个月都要换人。其次是，杜凤治心里也明镜似的，借盗销案”要想办得顺利，除了上司的默许和维护之外，打点上司衙门里的师爷也必不可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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